近期，有监管人士称，大型互联网平台向金融机构收取导客引流费或者信息服务费，推高了融资成本，有平台收费标准高达6%-7%，而银行实际贷款利率只有4%-5%;因此，减费让利不应只在银行端，要同时加大对大型互联网平台等市场主体收费方面的监管力度。

的确，在金融机构+互联网平台的助贷模式中，互联网平台的收费并不算低，但这一收费包含项目较多，不仅包括了获客、运营、前端风控、贷后服务等费用，还隐性地包括了部分坏账兜底。当下，一部分平台转向分润模式后，这一收费标准有所降低，可能在3个点左右。

除了拥有庞大自有用户的蚂蚁、美团等巨头外，在这一收费标准中，大部分互联网平台的获客成本占到了三成以上。尽管如此，互联网平台深知，不断增长的用户，是银行认可与其合作的基础之一。他们只能加大投放与运营，以保证用户增长优先。

因此，监管说平台推搞了融资成本这件事儿，也在一定程度上，可以说是获客的难度，增加了最终贷款用户的成本。

当下，互联网巨头，尽管自己手里有用户，也还在想尽办法吸引新用户。哪家不是每年砸亿级的广告费，给到最红最热的流量平台。

互联网平台占有的场景、出发点可能不同，但他们模型算法一直在变，在扩大客群的路上越走越远，最终争抢的都是差不多类型的客户。

这样，你出钱抢客户我也出钱抢客户，你放贷我也放贷，在不断推高共债率的同时，也把广告费越炒越高，获客成本越来越离谱。

由此，互联网流量“内卷”化。受益方网络平台，卖金融广告，只要合法合规，手续齐全，央行、银保监会也没法管。因此，监管表态对于助贷平台的收费要加强监管，最主要的是要管好他们的营销与扩张。

银保监会此前发布《关于警惕网络平台诱导过度借贷的风险提示》，就是针对网络平台为获取海量客户，通过各类网络消费场景，过度营销贷款或类信用卡透支等金融产品，诱导过度消费等行为。

这在一定程度上，缓解了各家平台的流量焦虑，把更多心思放到存量运营上，也打破了行业广告“劣币驱除良币”的怪圈。之前击破底线的“尬味”广告，再难有生存空间。

这样的经验，全球已多次上演。当年韩国、中国台湾信用卡危机，原因之一在于大大小小的银行数量过多，而这些银行都在发卡，竞争加剧，导致全行业获客难度增大，只能进一步放宽发卡标准，同时往下沉市场进军，最终导致坏账爆发。

可以看到，无序竞争下，需要外力界入打破。要不然，市场调整不仅仅节奏慢，而且可能是以危机爆发为解决办法。

对于金融这样的强监管行业，不能等，也不能放任市场自我调节。监管出手是合适的。

对互联网平台等市场主体的监管，可以行业治理为抓手抬高行业门槛，减少参与平台的数量，在较大程度上减少恶性竞争。金融业的牌照制就是最为典型的案例;另外，平台的行政监管要加强，包括平台在运营助贷业务时要符合相关政策、法规，如个人信息保护等，可以在保护消费者的同时，较大程度上改善行业面貌。

至于对收费标准的硬性规定，还需要谨慎。互联网平台不是持牌机构，在市场竞争环境下，互联网平台的流量价格体系的形成，起决定力量的还是市场。

而对于互联网金融平台而言，除了外办界入改变获客价格外，自身也要想办法解决这一问题。如采用多元业务，摊薄流量的价格，降低流量成本。如乐信开发新消费业务条线等;二是创新业务，以新业务新玩法吸引用户，而不是单纯的打广告购买用户。如头条创造抖音这样的新业务等方式。再有就是在实力允许的前提下，参与分润模式，以实现顺应政策的要求。

在降低融资成本，服务与让利实体经济与消费者的主旋律下，金融行业看似是被迫做出改变。但参见历史与经验，这背后，其实也是一场自我救赎。

关键词： 平台收费 收费标准 互联网流量 金融机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