随后的2019年12月23日，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在京举行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定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(修订草案)》迎来二审。修订草案拟增加规定，旅游、餐饮等行业应当逐步推行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;机关、企业事业单位等的办公场所应当使用有利于保护环境的产品、设备和设施，减少使用一次性办公用品。

坊间所谓“限塑令”，指的是2007年12月发布的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》。时至今日，“白色污染”依然形势严峻，随处可见的超薄塑料袋依然“我行我塑”。当提醒和告知不足以“限塑”的时候，将“限塑令”上升到法律层面势在必行，这也是《固定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(修订草案)》备受关注的一项重要内容。为什么“限塑”

根据新华社报道，从2008年到2016年，“限塑令”实施后，在线下零售领域一共节省了约700亿个塑料袋，平均每年节约87.5亿个。尽管如此，国内“限塑”形势依然不容乐观。2019年9月《科技日报》的一则报道显示，我国“限塑令”实施11年后，废塑料不减反增，目前塑料袋年使用量超过400万吨。来自中国塑协塑料再生利用专业委员会的一组数据更为直观：我国每天使用塑料袋约30亿个，其中仅用于买菜的塑料袋就达10亿个。

随着电商和外卖等互联网产业的迅猛发展，一个崭新而严峻的课题摆在面前——本就威力有限的“限塑令”，正在面临着来自互联网产业日益猛烈的冲击和挑战。

国家发改委2017年发布的数据显示，2008年以来，超市、商场的塑料袋使用量普遍减少2/3以上，累计减少塑料袋140万吨左右，相当于节约了840万吨石油。然而，仅在2016年一年，全国快递行业就消耗了约147亿个塑料袋，主要的三大外卖平台则消耗了约73亿个塑料包装，加起来远超“限塑令”节约下来的量。

“限塑令”改变了什么

据《北京日报》报道，《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将于2020年5月1日实施，其中明确规定，超市、商场、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不得使用超薄塑料袋。记者在采访时发现，不少北京市民对“什么样的塑料袋算超薄塑料袋”，仍然感到一头雾水。

既不清楚“超薄塑料袋”的概念，也不知道如何去识别和区分，“限塑令”到底改变了什么?也许，改变的只是有偿使用的消费习惯。因为有偿使用，越来越多人习惯于在超市购物时自备购物袋。这也正是“限塑令”最初的目的——寄希望于通过价格杠杆的调控，改变人们的购物习惯。

超市之所以没有完全取消免费购物袋，表面上看起来，是“限塑令”下的迂回之策，更深一层探究，也不失为对消费者的一种体贴——无论果蔬生鲜，还是散装食品，消费者在购买这些商品的时候，必然需要一个包装袋。面对这样的刚性需求，价格杠杆实际上是无效的，这也正是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始终游离于“限塑令”之外的关键所在。

同样的状况，也发生在外卖包装袋上。对于这些无可替代的外卖包装品，有偿使用除了让消费者感到“付费痛感”之外，并不能减少塑料包装袋和一次性餐具的使用。这恰恰是“限塑令”遭遇到的主要争议——“限塑令”旨在激发人们的环保意识，而非为商家创造额外的收益。如果“限塑令”沦为“卖塑令”，其自身意义不免大打折扣。

“限塑”的出路在哪里提起“白色污染”，很多人心中都有一个疑问：既然塑料是可回收资源，塑料袋为什么不能回收利用、变废为宝?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不妨先看一组数据——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(达沃斯论坛)曾发布《新塑料经济》报告，其中指出，全球只有不到10%的塑料包装得到有效回收，大约30%的归宿都是统一填埋、焚烧，还有相当一部分农业地膜、工业废料等被偷偷丢弃。由此不难看出，废弃塑料袋的回收处理是一项真正的世界难题。

从消除“白色污染”、减轻环境压力的角度出发，塑料袋是否有偿使用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使用什么样的塑料袋——在找到更好的替代产品之前，塑料袋很难一禁了之。就此而言，“限塑令”固然需要法律层面的建制立规、撑腰打气，但最终出路仍在于加大相关产业投入，大力发展可降解包装替代品。这就回到了本文开头提到的一句话——国家发改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司长任树本透露，“发改委将发布新的‘限塑令’”，同时研究包装绿色化。

“限塑令”升级势在必行，包装绿色化不仅代表着一种趋势，同时也检验着升级版“限塑令”的最终成效。塑料制品消耗量居高不下，一方面意味着环保压力与日俱增，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相关替代品孕育着无限的商机。在明确标准、严格监管的同时，加速推进包装绿色化进程，“限塑令”才能在环保与民生之间达成平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