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,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、稳中求进,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,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,政策发力适当靠前。宏观政策如何才能更加稳健有效?上海财经大学教授、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在接受《经济参考报》记者采访时表示,在做好跨周期调控的同时,我国应抓住目前的有利时机,加大宏观经济政策逆周期调控力度。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加快落实,稳健的货币政策宜稳中趋松。

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,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协调联动,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要有机结合。“现在仍然是加力逆周期调控的有利时机。”盛松成强调。

他说,从国内看,财政政策有较大的发力空间。2021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8月开始加速,且2022年的新增专项债额度已经提前下达1.46万亿元,为各地区各部门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责任提供了条件。而随着能源保供等措施逐步落实,物价也将趋于平稳,不会成为政策边际宽松的制约。

从国外看,美联储尚未加息,这也给我国货币政策逆周期调控留出了窗口期。他表示,与以往不同,美国此次高通胀主要缘于疫情冲击引起的供给短缺。“在疫情反复之下,供应链冲击可能无法简单地通过紧缩货币得到解决,且加息还可能使投资成本增加,进一步抑制供给,因此,美联储尽管已加速缩减购债,但未必会如市场预期的那样提前加息。在最近召开的美联储议息会议上,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也表示,在缩减购债还在进行的时候,加息是不合适的。”盛松成说,这样的外部环境为我国货币政策逆周期调控提供了有利时机。

他也补充说,从历史经验看,上一轮降准降息周期中,我国央行的货币宽松与美联储加息时间基本错开:美联储于2014年1月份开始缩减购债,至2014年10月结束购债,2015年12月启动加息周期;中国央行则在2014年11月22日至2016年3月1日6次降息、5次降准,大部分操作都是在美国结束购债、开始加息前的空档期,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中美货币政策错位加剧资本流出压力。“目前,外资对中国市场青睐有加,资金流入我国较多,国内外利差仍较大,人民币汇率坚挺。”他说。

盛松成建议,应尽快实施较为宽松的宏观政策。继续做好“六稳”“六保”也需要宏观政策适度发力,与微观政策相配合,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。

他特别指出,2022年可能是我国的“基建大年”,而基建投资增速的提高也需要宏观政策进一步发力。“由于消费和服务业复苏需要时间、房地产投资将维持紧平衡、外贸预期转弱,基建投资成为稳增长的重要抓手。基建投资发力应配合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大方向,如5G基站、工业互联网、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中心、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,但新基建目前占比还较小。新基建和传统基建相结合,才能稳住经济基本盘。”他说。

盛松成指出,要多措并举应对短期的经济下行压力。如果没有短期的经济稳定和发展,长期的结构性改革将无从谈起。有观点认为应“紧货币防风险”,即主张收紧货币政策来防范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债务这两大重点风险。“这种观点有失偏颇。防范风险应通过宏观审慎管理而非紧缩的货币政策来实现。我国宏观政策要强化对实体经济的支持,处理好稳增长与调结构、防风险的关系。发展仍然是硬道理。”盛松成说。

记者 张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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